（四）公共利益的界定在域外立法上具有先例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对公共利益有一定程度的立法界定。

据此笔者认为，所谓批判性检验就是判决受众（当事人、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对司法判决进行重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论辩规则判断法律论证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思维过程，其目的在于帮助判决受众发现接受或拒绝司法判决（可能生活）的决定性理由。5.维护秩序、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发展是创设和建构可能生活的终极目的。

否则，被废止或修改就是这种法律将要面临的唯一命运。于是，惩罚性公正在实质上和回报性公正同样是必要的，惩罚性公正是回报性公正所以有效的一个条件。在理性和逻辑面前，任何司法判决都没有对于质疑、批判的豁免权。法官是具体可能生活的建构者（当法律出现空缺、漏洞时，由于法官具有不得拒绝裁判的义务，需要法官造法，此时法官不仅是具体可能生活的建构者，而且还是可能生活模型的创设者）。或事实与法律对当事人不利，但当事人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比对方更加有力的证据支持）。

，需要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事人接受或拒绝司法判决的理由或根据，这是因为需要就是当事人所想望的可能生活，它关乎当事人的生存或发展是否成为可能：需要可以抽象地理解为人们在某一社会中为了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可能而要予以满足的要求，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它造成人的解体，而且需要……是客观的、普遍的。而且这种专制或暴政比不用法的名义推行专制与暴政的后果更为残忍。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升华。

我们认为，如果大体上看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姑且推定其为公共利益，但如果有足够充分的反证，就可以推翻这一推定。根据上述认知，我们认为，虽然总体而言，现代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方面，国家为个人服务，仍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只要不去审查公益目的，即便有更为严格的土地征收法律程序，也只能在征收补偿问题上做文章，而不能阻止征收行为本身，可以随意启动的征收权也就难免被滥用。所以，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整体关系上，以个人主义立场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约束共同体（及统治者）的行为、保障个人利益。

启蒙运动之后，以个人主义为主流。韦伯将一切都清除了，我们则要捡回一些东西。

立法者在立法中夹带私货，对法治建设的破坏，与其他一切亵渎法律的行为相比，都更为严重。其二，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在两种以上公共利益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取舍。（四）单纯的程序性安排无法完全替代公共利益界定的作用一些学者以公共利益难以界定，故而主张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进行程序控制。因农民到市政府、铁路及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静坐、请愿而引发的事件有8起，占总数的9.2%。

对历史上的个人主义者（如洛克、边沁、诺齐克等等）来说，法律和国家只是服务于个人主义终极目的之工具，是最普遍之目的性的技术性处分，是必然的痛疾。在某种公共利益遭受现实损害和另一种公共利益迟延实现之间，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换言之，随着此种土地征收在各地方行政区域大行其道，相关的行政权力滥用已经不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客观现实。依此观点，即便在征收要件中取消了公益目的，在立法中界定公共利益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不当的立法，轻则损害立法者的地位和权威，重则激起民变，使社会本身遭受解体之厄。以今天的眼光看，立法者无疑应当考虑法律如何体系化之类的形式上的问题，但立法者更应当考虑的，正是边沁称之为立法学的价值判断的内容。

如果征收所需的具体公益事业均由各项单行法加以规定，即意味着各项公益事业均须制定单行法。也就是说，人种的延续依赖于部族团体的延续，所以，团体的生存与荣誉高于一切。

立法机关的代表性和全局性、行政机关的行动力和主动性、司法机关的稳重性和专业性，各有其独特的作用，既不可偏执一端，也不可偏废一端。因此，在判断权利的法律属性时，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法律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在征收致损与征收受益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抵销情况，因而征收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并不突出。经充足理由证明，国家利益与公益团体利益可视为公共利益。少数情况下，个人是共同体全体成员，例如，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和平环境，此时，人员虽然特定，但公共利益的质和量却不与单个成员相对应，因为所谓的人员特定只是暂时的，未能包含未来成员的变化。当然也不排除个别部门存在无事生事（非）的现象。

公共物品现象表明，存在着不可界定为个人产权的公共利益。土地征收问题上的公共利益界定之争，虽然属于重大理论论争，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问题。

前两种方案相互排斥，只可择一，不可并存。立法机关经常不能作出实质性的决定，令民众失望。

其二，利用上的非排他性，即某一公共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无法排除他人的利用，或者排除他人利用的成本极高。因为公共利益难以辨识，所以容易为假借提供方便，因此，虚假的公共利益是人为造就的。

而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看来，国家甚至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取消国家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观念）开始出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建设。其中，有12起出动了特警或防暴警察，有7起出动了武警，最多动用警力数百人[6]。这样的宽容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科学进步的需要。

时代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展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并为之提供解决方案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社会任务。即两种或两种以上公共利益之间相互冲突。

W.Leisner还认为，立法者应尽量少使用不确定的公益用语，而应尽量地对个别公益，予以特别立法化，使得各种不同的公益，皆有专法，以具体化之。对个人主义者来说，有两个理论难题难以解决，同时还要接受现实的挑战。

其三，在国家利益与公益团体利益中，应严格排除财政经济利益。像日本这样详细列举公共利益事业的国家并不多见，有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在具体单行立法中规定公益事业征收即可，没有必要在土地征收法中作一揽子规定。

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语言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因此，有些情况下，私益和公益之间的冲突可以近似地转换为公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反之亦然。毫无疑问，集体土地所有权背后的利益，直接归属于农民集体，因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私权。任何一种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基本内核都是相对确定的。

四、公共利益有予以界定的可能我国法学界对于公共利益的态度经历了一些变化：最初，大多数人都觉得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界定，因为征收中虚假的公共利益实在太多了。行政机关再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个案确定公共利益之有无。

第四，公共利益正当论。公共利益是征收立法的基础，甚至是整个公法的基石性概念，其难以界定不言自明，至今众说纷纭，因此有关公共利益界定的论争属于重大理论论争。

学术史已经表明，对于绝对确定性的追求有时是一种病态的追求，其成本过于高昂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放弃这种追求，特别是当这种追求最终排斥任何一种研究行为之时。此类以热望始、以失望终的先例，作为警示已经足够。